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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窝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 | 书号:43598 时间:2017/11/7 字数:3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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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中一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国中国民,更是要加強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国中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国民央中部虽于六月四⽇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海上《民国⽇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在衡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国美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Northern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震主,所以想另辟场战,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再赴衡,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军国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脫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脫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吁吁,一⾝哔叽军服上沾満了污泥,帽脫靴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強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信,在⽇记中抱怨⼊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又不愿”(见《蒋介石⽇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经⾎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內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于九月六⽇攻克,翌⽇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內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內的广州国民府政,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发的国全反帝爱国情,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嘲,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二二二)而此浩浩的风嘲成为⾰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国中共产又借此风嘲,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命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本是一九二四年国中国民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军国事顾问在⾝边。至于俄援军火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命军的械弹已运抵⻩埔港,约有步万余支,重机百余,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二O)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场战,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Www.BwO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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