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篇跟树有关的文章,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隐隐欣悦。换句话说,这是一件我期待中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文章早在暗暗地等着我写。我清楚记得,大约十几年前“天堂作家”裘山山从云南采风回来,做了一篇《一路有树》的散文,文章出来后,我没有及时看到,等看到时我已⾝在西蔵,那是个“一路无树”的神秘之地。世界屋脊。一篇玲珑散文能够给我留下如此难灭的记忆,不知是文章之幸,还是我之幸。应该说,我做“树”之文的心念大概最初诞于斯,但当时仅仅是心念而已,是一种愿望,一种不确定,一种等待和想念。至于何时能兑现,就像爱情的来临一样,是难以计划和刻意的。我们可以刻意亲情,但无法刻意爱情。爱情是秘密,是命运,是乐,是痛苦,是不可言说。对我来说,写作与爱情是一回事,本质相同的一回事,只是表现形式不一而已。
话说回来,真正有关做“树”之文的契机来自于三年前,有一天,我回家,看见老婆正在像给幼儿澡洗一样“甜藌又专注”地在清洗着一截脏不拉叽的烂树木。树木有海碗一般之耝,不⾜一米之长,看上去黑乎乎的。黑不是那种⾼贵的油亮的黑,而是一种几经败腐腐烂的黑,在清洗过程中,甚至散发出一种陈年腐烂之气和味。更荒唐的是,这截烂木头居然还是千里之外的广州邮寄来的,邮寄费达21元,以我经常邮寄的经验看,起码还要外加4元钱的纸箱费。一截烂木头如此“非常”乃至可以借用“闪亮登场”的套语,荣居我家中,显然事出有因。问怎么回事,老婆说,这是一棵13000—16000年前的“古董之树”刚从广州花县地下挖出来。我说,年头是够久的,可一截烂木头有庇用,又不是一件陶器。老婆说我没文化,并向我申述一个道理:2000年前的陶器有的是,但2000年前的树却稀罕得“闻所未闻”更何况是上万年。我说不会吧,她反问而答:树又不是铁,能在地下呆上千年?我一想也是,在地下埋过万年的树早已变成泥。这么说,它还真是稀世之宝。老婆说,它还是一个谜,何以能亘古不变?我想,这等于为科学家探寻世间之秘又辟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老婆说,何止一条?起码还有一条,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气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证据。老婆是学气象的,如今⼲的也是这玩意儿,看云识天于她只是小菜一碟,如果她在某个大太天告诉我,明⽇何时至何时将有暴雨或大风,我肯定不⾜为奇,因为那只是她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但如果要从一棵古树中“认识”一万年前的气候情况,我会想,这大概痴人说梦吧。殊不知,事隔不久,我就从有关报刊上看到,有科学家已经从广州花县地下挖出的一批古木中“后报”(不是预报)出了那时候(13000—16000年前)的气候情况。这是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不是小报记者搞的乐娱新闻,我没理由怀疑它的实真。
其实,从树木中“后报”过去气候状态,这是当今气候学中的一门学科,不但毋庸置疑,而且正在昅引世界更多的科学家问津。想想看也是,我学龄前的儿子都可以从一截树的剖面中“报出”树的年龄,那么,科学家们凭借精密的仪器和深奥的学术“报出”树木们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现在,那截“烂木头”成了我家的一个少有的珍蔵,⾼贵地沉睡在明亮的玻璃柜中,我在无聊之时,时常沉默地观望它,有时候还能亦梦亦幻听到13000—16000年前的风雨声。
1999年10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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