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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39608 时间:2017/9/6 字数: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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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精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

于物

，而东方人精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服征‬中得到満⾜，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精神的不⾜；那个时候列強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

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

横流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

征利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満⾜物质

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

源。

　　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満⾜，这种満⾜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器，人首先有某种待満⾜的物

，在

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

望満⾜，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

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菗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作“自

”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

，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

源在于它是个

望的放大器——它在満⾜物

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

，提出个好东西，叫作“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

好的吗（见《孟子》）。

　　有关自

像菗疯，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级动物脑子里都有快乐中枢，对那地方施以刺

，你就乐不可支。据说昅毒会成瘾，就是因为‮品毒‬直接往那里作用。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刺

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刺

自己。结果它就菗了疯，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不管怎么说吧，上下

征利，是菗这种疯，无止境地开发自然，也是菗这种疯。

　　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

爱，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強——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

。

　　孟子说，乐之实，乃是⽗子之情，手⾜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再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可以自

，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菗疯，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菗疯。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菗不到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国中‬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谐和‬。‮国中‬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病。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我也不敢妄自菲薄。但是基督曾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木刺，没准儿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国中‬的传统道德，讲究得过了头，一样会导致菗疯式的举动。这是因为‮国中‬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器。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刺

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什么都搞不清。

　　举例言之，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

现象？再举一例，‮国中‬传统道德里要求妇女守⾝如⽟，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罢？于是人人盛赞节烈妇女。翻开历史一看，女人为了节烈，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发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烈”之名而‮杀自‬，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此类行为，就像那条菗疯的海豚。

　　文化⾰命中大跳忠字舞时，也是菗的这种疯；你越是五

三道，晕头

脑，大家就越说你好，所以当时九亿‮民人‬都像发了四十度的⾼烧。不用我说，你就能发现，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手舞⾜蹈的现象。经历了文化⾰命的‮国中‬人，用不着我来提醒，就知道它是有很大害处的。“忠”可算是有东方特⾊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所以东方精神发扬到了极致，和西方精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我们这里不追求物

的极大満⾜，物质照样不够用。

　　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作⽗⺟的断断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对不对？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结果‮国中‬有十二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只要一⽇三餐的柴禾，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偶而出门一看，到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

得很厉害。

　　虽然就个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

，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国中‬人一年烧掉十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超过地球的承受力。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故而要计划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倘若这种东方特⾊不能改变，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三寸，那么所有的‮国中‬人又可以快乐的生活，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可以预言，过个三五百年，三寸又嫌太⾼。就这么缩下去，一直缩到风能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五

三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

　　马尔库塞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満⾜需求，而是満⾜起哄。我能够理解这种⽑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谐和‬本⾝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病我亲⾝体验过了（在文化⾰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

　　人満⾜物质

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谐和‬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

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只有一分，你非把它弄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

。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満⾜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立独‬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

，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

去⼲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

，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

去⼲扰；这样

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极奢

，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八王‬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満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就像大邱庄发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趣兴‬，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的人物我们在当代‮国中‬已经看到了。　ｗＷW.ｂＷｏXｓ.ｃＯm

被窝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	书号:39608 时间:2017/9/6 字数:3775
上一章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下一章　( → )
东西方精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于物，而东方人精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服征‬中得到満⾜，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精神的不⾜；那个时候列強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横流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征利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満⾜物质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源。　　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満⾜，这种満⾜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器，人首先有某种待満⾜的物，在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望満⾜，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菗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作“自”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源在于它是个望的放大器——它在満⾜物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提出个好东西，叫作“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好的吗（见《孟子》）。　　有关自像菗疯，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级动物脑子里都有快乐中枢，对那地方施以刺，你就乐不可支。据说昅毒会成瘾，就是因为‮品毒‬直接往那里作用。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刺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刺自己。结果它就菗了疯，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不管怎么说吧，上下征利，是菗这种疯，无止境地开发自然，也是菗这种疯。　　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爱，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強——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　　孟子说，乐之实，乃是⽗子之情，手⾜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再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可以自，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菗疯，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菗疯。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菗不到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国中‬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谐和‬。‮国中‬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病。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我也不敢妄自菲薄。但是基督曾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木刺，没准儿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国中‬的传统道德，讲究得过了头，一样会导致菗疯式的举动。这是因为‮国中‬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器。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刺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什么都搞不清。　　举例言之，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现象？再举一例，‮国中‬传统道德里要求妇女守⾝如⽟，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罢？于是人人盛赞节烈妇女。翻开历史一看，女人为了节烈，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发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烈”之名而‮杀自‬，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此类行为，就像那条菗疯的海豚。　　文化⾰命中大跳忠字舞时，也是菗的这种疯；你越是五三道，晕头脑，大家就越说你好，所以当时九亿‮民人‬都像发了四十度的⾼烧。不用我说，你就能发现，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手舞⾜蹈的现象。经历了文化⾰命的‮国中‬人，用不着我来提醒，就知道它是有很大害处的。“忠”可算是有东方特⾊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所以东方精神发扬到了极致，和西方精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我们这里不追求物的极大満⾜，物质照样不够用。　　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作⽗⺟的断断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对不对？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结果‮国中‬有十二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只要一⽇三餐的柴禾，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偶而出门一看，到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得很厉害。　　虽然就个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国中‬人一年烧掉十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超过地球的承受力。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故而要计划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倘若这种东方特⾊不能改变，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三寸，那么所有的‮国中‬人又可以快乐的生活，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可以预言，过个三五百年，三寸又嫌太⾼。就这么缩下去，一直缩到风能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五三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　　马尔库塞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満⾜需求，而是満⾜起哄。我能够理解这种⽑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谐和‬本⾝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病我亲⾝体验过了（在文化⾰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　　人満⾜物质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谐和‬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只有一分，你非把它弄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満⾜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立独‬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去⼲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去⼲扰；这样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极奢，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八王‬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満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就像大邱庄发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趣兴‬，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的人物我们在当代‮国中‬已经看到了。　ｗＷW.ｂＷｏXｓ.ｃＯm